早期在海外,最首先接觸的是政治的覺醒。突然看到「民主自由」的社會。和當時「戒嚴時期」的社會成了強烈的對比。看出政治是人民的責任。因此產生改變台灣的急迫感。第一年,我在鄉下的州立大學,政治的覺醒比較緩和。但自然不知不覺會感覺到:那時最响亮的「反攻大陸」口號是不可能的。沒有組織的台灣人留學生都感到被騙而罵到天亮。又在「黑名單」的隂影下關心台灣。後來台灣政治進入堅難的民主運動啟蒙時期,沒有直接參加,也感到遺撼。海外也正是支援台灣人民要自己做主的運動。美麗事件、林義雄家事件,陳文成事件,和現在的陳水扁總統事件都是這一代共同的生命。

在海外的社會,國家沒有以「民族」為先鋒,而是以人民的幸福安定。大國的民族是自古以來沒有定義的,卻是帶來很多不必要的災難。國家並不是血統,而是人民為了共同的幸福建立的。在整個台灣的問題上,因為長期在媒體和教育的混擾下,對切身社會的認識,常無法有一個穩定確實的整體定位。例如,美國四十年來已不承認「中華民國」的存在,台灣的人仍然堅持有「中華民國」。要向美國如何爭取台灣人民的權益,立場上是有很大的差異。很多人每次的選舉都必須回台投一票,

噶瑪蘭的鄉親會問:「爲什麼你們要花那麼多錢回來,只為投一票?」噶瑪蘭的遊子總是說:「噶瑪蘭啊,問題不是為什麼我們要關心。問題是為什麼有許多人不關心台灣的政治呢?」投那一票也是對台灣盡一份責任。即使美國總統選舉,海外的人也會去投給一個對台灣比較友善的候選人。